宋軍 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神學科副教授
世事無定，教會有時需要做些大決定，若誤判形勢則後果嚴重。所謂危機誤判，不僅是指作出與實際情形相反的判斷，還應包括遺漏在內，就是忽略掉某些重大的可能性。本文以三個限定條件來確認危機誤判：第一，近期內已出現若干徵兆性現象；第二，有吹哨人發出預警；第三，並未做出有效應急對策。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（1922 年成立的基督教聯合性機構，以下簡稱「協進會」）歷史上就曾有多次誤判，今擧其二。
不會吧⋯⋯
造成危機誤判的原因有很多，客觀上的原因是所獲資訊不夠全面，甚至被有意隱瞞、歪曲；而主觀因素起到更大作用。一般而言，大多數人都有趨利避害的傾向，這便形成了一種心理期待——將逆境視為黎明前的黑暗，總覺得馬上就要時來運轉、觸底反彈了；另一方面，看順境是理所當然的常態，尤其是承平日久的世代比較沒有居安思危的意識。上述心態會讓人自動對信息進行過濾，或選擇性認知，將自己的想法鉚定在某種樂觀的想像上，認為所有不同的聲音只不過是危言聳聽，從而失去未雨綢繆的前瞻性洞察和警覺，最終錯失寶貴的應變時機。
沒想到真的會爆發中日戰爭
北伐戰爭在1928 年以國民政府的勝利告終，教會預備迎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—「今日中國基督教會所處的環境，是一個變化迅疾，動蕩激烈環境，其中包含莫大的希望，也藏伏莫大的危機。」1 那時在基督教界頗具影響力的協進會前總幹事誠靜怡博士，提出並推動「奮興」計劃，並於1929 年5 月在協進會第七屆年會上獲得通過。該計劃旨在提高教會的質和量，核心是福音佈道，期望在1930－1935 年內令信徒人數從當時的40 餘萬增長一倍，也就是每位基督徒五年內帶一個人信主，想來也不算高不可及的目標。
耐人尋味的是誠博士的出發點之一即「深信世界上最強悍之一種防禦，便是進攻式的防禦。」2 顯然，這反映出當時教會的危機意識。
過去六年間所經歷的一浪高過一浪的非基督教運動成為集體記憶，於是教會普遍將關注焦點放在該如何不再被國人「打倒」上。作為後人，我們可以追問的是，除了國內反教浪潮之外，當時還存在甚麽因素會在未來影響到教會的安危？
利用時間後置優勢，我們可以知道在諸多不利因素當中，強鄰日本是一個在短期內（1931 年九一八事變）就將爆發的威脅。而就在協進會作出決定的1929年5 月之前，已有一些不祥的徵兆。諸如田中內閣（1927－1929）强硬的對華政策；1928 年日本出兵山東，5 月與北伐軍在濟南爆發衝突；6 月，張作霖在返回東北途中被日軍炸死。對戰爭陰雲，吳耀宗就是不多的吹哨人之一。他1929 年3 月發表文章指出〈目前最急切的一個問題，就是中日的關係〉，並預見到「將來一戰」的可能性。3 在東北旅行一個月的親身經歷，令他為未來中日之間因彼此「恨惡」而「拼個你死我活」感到「不寒而慄」。4
然而，協進會第七屆年會並未就可能爆發的戰爭作任何預案，而將全部資源投入到「五年奮進運動」之中。這是典型的危機誤判，不幸的是同樣事情又在十七年後再度重演。
沒想到國民政府真的會戰敗
1945 年8 月，日本終於無條件投降。中國社會瘡痍滿目、百廢待興，而教會又來到一個需要作出決定的時刻。其實早自1943 年，移至重慶的協進會就開始調查教會的需要，研討戰後事工，可謂並非毫無預備。儘管1945 年底，就有人斷言國共兩黨爆發內戰是遲早的事，但即使接受這種恐怖前景的人，都認為國民政府會最終獲勝。一旦這樣的預期被認定，就成為判斷和抉擇的基礎，繼而自覺或不自覺地過濾掉大部分與之不符的資訊。
1946 年7 月內戰全面爆發，一年內國軍果然打得順風順水。不過不應忽略的是，當時共產黨的實力已經與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，又有蘇聯作為强大後援。平心而論，國府必勝的想法實在太過樂觀。
12 月，協進會在上海召開第十二屆年會，開幕之際收到時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的電文，期望教會在重建社會精神道德方面助國府一臂之力。為此，大會回電表示將「籌擬全國三年奮進運動，期能振人心、起頹俗，協助建國計劃，作有效之貢獻。」5 這屆年會議決推動「三年奮進運動」，側重點在於佈道和教會合一。透過大會的各項具體決議，可以推斷協進會做決定的前設，即國民政府會贏得這場內戰。這就讓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的下述閉幕詞，顯得不同凡響：
以教會的周圍來說，目前雖然沒有反基運動，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，但這種情形是否能持久呢？我們若看清楚面前的事實，這種自由將來或許會受限制，甚至教會都有受逼迫的可能。6
沒想到⋯⋯
半年後國軍在戰場連連失利，於是人們轉而認為雙方將會長時間膠著下去，誰也贏不了誰。這是直到1948 年秋冬之前相當普遍的看法。然而，沒想到國民政府土崩瓦解得如此迅速，沒想到在新時代人人靈魂深處將會閙革命……更多的沒想到漸次登場。
從上述協進會的兩次決議中，其實找不出哪件事是教會不該做的，問題出在因對時局的誤判而少做了些甚麽。筆者當然無意苛責前人，人不可能料事如神。但歷史教訓總是值得聆聽，就是每逢大時代的來臨，教會應懷著最樂觀的盼望，作最壞的打算。
1/ 〈今日中國基督教會所處的環境！〉，《興華》第26 卷21 期（1929 年6 月5 日），頁15。 2/ 鮑引登：〈五年運動〉，《中國基督教會年鑒》12（台北：中國教會研究中心、橄欖文化基金會，1983），頁17。 3/ 吳耀宗：〈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前途的事業〉《真理與生命》第4 卷第2 期（1929 年3 月15 日），頁6。 4/ 吳耀宗：〈東北旅行的感想〉，《真理與生命》第4 卷第6 期（1929 年6 月1 日），頁13－14。 5/ 〈大會呈蔣主席致敬電文〉，《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第十二届年會報告書》（上海：協進會，1947），頁54。 6/ 趙紫宸：〈我所期望於奮進運動—在閉幕中演詞〉，《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第十二屆年會報告書》，頁51。
原文轉自：CGST MAGAZINE POSTED ON JUNE 22, 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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